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WTO的新成员，服务业并没有完全开放，但我们向WTO承诺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上的开放已经完全做到了。而且，在世贸组织规定的160个服务业的项目中，我们已经开放了100多个，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开放最多的。比如您所说的电信业，中国已经承诺在电信增值业务上开放，而且对技术问题持中间立场。中国现在正在推行第三代手机和通讯网络，我们并不简单的仅采用中国自己具有知识产权的TDS-CDMA，我们同样允许欧洲的WCDMA可以在中国经营，也发放了许可执照，也允许美国的CDMA-2000到中国来。

中国确实应该也打算进一步开放市场、开放投资领域。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WTO的承诺都做到了，如果要我们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特别是服务业的投资领域，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向其他一些国家换来些什么呢？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向我们同样的更多的开放一些?我觉得是应该的。去年7月份在日内瓦多哈回合谈判中，有一个服务业的出价会议，我们作了进一步开放服务业的出价，希望换来其他国家也对我们有相应开放。比如说，很多国家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有些国家还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有些国家同意中国去投资，但还有些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还有设限等等。坦率地说，我想我们确实应该更加开放，但是我们也希望对等地换来人家对我们同样更大的开放。非常遗憾的是，经过10天的谈判，最后多哈回合没有取得成功。

记者：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全球性经济衰退主要是美国在一些方面盲目或者不负责任的做法，以及一些主要国家银行出现过度举债的情况造成的。但我们有些人也有这样的观点，认为这与中国、日本等一些国家有大量的财政或外汇盈余有关，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其资金和外汇储备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被西方国家轻易借到。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即：如果中国这样的国家能够减少盈余，世界经济或许可以变得更加稳定或者更加的安全。对此您是怎么看的？中国未来是否有可能会减少这种盈余？

陈部长：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其实是很清楚的。去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的破产逐渐暴露了整个美国投资银行的问题，进而又从投行传导到了商业银行。但我想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来救火救市。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国家的金融失去监管，使金融杠杆不适当的放宽放大，是金融企业过渡追求利润，以及金融中介机构的问题。当然，从长远看，确实有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国家过低的储蓄和过高的消费。也有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亚洲国家经济结构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分工长期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日本、韩国、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确实是有较大的国际收支盈余，其原因有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国际分工的因素，也有传统文化对这些国家人民消费的影响。中国当前还处在结构调整的长期过程之中，作为劳动力大国，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一定的出口顺差。但是我们不追求顺差，我们希望通过结构调整减少这种顺差。减少顺差的办法不是靠人民币汇率的简单波动，也不是靠减少出口，而要靠把这些变成了外汇的钱，更多的到国外去采购、旅游、教育、消费以及到海外去投资。这样中国就会处于国际收支更加平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