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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共和”与“君主”，我们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想起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的激烈争论。我们的历史虽然漫长，“共和”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新概念。因而许多中国读者一读到罗马共和，一看到这些“专制”、“自由”的名词，不禁一阵惊奇：怎么会，两千多年前，西方就有了这么先进的政治体制与思想？
任何一种体制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在两千多年前，处于亚平尼山西部的罗马，与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在经济上来说并没有很大的不同，都是已经定居下来的农业社会，都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二者所不同的，是地缘环境。华夏文明的环境，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所产生的冲击平原。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候，一场洪水下来可以影响整个区域。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所带下来的泥沙，更是经常照成河道的淤塞，甚至黄河的改道。从三皇五帝的传说开始算起，“治水”是我们历史记载之中常常提到的一件事，而治水所需要的是一个跨越整个区域的大规模政治组织。所谓“君主”，就是这一政治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农业社会的生产过程与果实都在土地之上，控制起来要比复杂的工业化、商业化社会容易。掌握这一宠大政治组织的君主所控制的资源，不是社会其他家族、个人或组织所可以匹敌的。这样的君主，大权在握，集荣华富贵于一身，高高在上地住在戒备深严的宫殿之内，普通百姓根本就见不着。再加上礼仪尊卑上的各式规定，君主都已经不是凡人，而是半人半神的“天子”了。有着类似地理环境的古巴比伦与古埃及，也有关于洪水的传说，还被《圣经》借鉴过去，弄出一个“诺亚方舟”的故事。在政治组织上，这两处所产生的也是类似的大规模政治组织，其顶端坐着一个地位至高无上的君主。
我们前面说过，意大利半岛的环境是“一座大山两道弯”，分隔成几个不同的区域。河流不少，却没有大江大河，没有大洪水这样迫切的地理问题来催生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定居的农业出现之后，产生许多村落，各自占据着一个小山包。如果其中一个大一些的村子的财富与人口聚集到一定的程度，在周围村落之中占着一个中心的位置，这就成了一个小镇。镇里住着一些大户人家，修了一两条比较像样的街道，有了一个大家可以交换物品的集市，养得起一些能工巧匠，比如说打铁的，制金银手饰的，做精美陶器的，再建个神庙或是露天礼堂，周围村落的人可以聚在一起，选几个主事的，形成一些规章制度，处理公共事物，共同抵御外敌，这就形成了西方古典历史中所常说到的“城邦”。在地中海的北岸，不论是意大利还是希腊，都是类似的情形。
古罗马城的建筑范围包括七个山头，不论是东西向还是南北向，从一端到另一端大约也就只有三、四公里。根据后来留下的一些宗教仪式推断，早期罗马所控制的范围，从古罗马城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出去，都不致超过八公里。这时候的罗马，还是国王统治。在共和的早期，罗马的控制范围达到约近800平方公里。但是即使是扩大后的区域，方圆也还是不到三十公里，算起来比现在北京的通州区还要小一些，在中国只能算是一个面积比较小的县。这样的规模在意大利与希腊的城邦之中，已经算是大的了。
从字面上看，“城邦”应该算是一个国家。但是，从“城邦”的大小来考虑，这样的“国家”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家并不一样。地理上它只包含了几个到几十个村庄，充其量只能算作是有了一定政治、军事组织，形成了相应规章制度的“山寨”。因为地理形势，古希腊与意大利有过许多这样的小“山寨”，其政治制度也是五花八门。王国是常见的一种形式，有了政治、军事组织后，会出现一个最高首领是自然的事。这样的首领常常被称为“国王”，有几分我们所理解的“君主”的味道，但实际上称为“寨主”可能更为贴切一些。
城邦是村落的集合体，而村落在当时相当原始的条件下，所居住的通常是有血亲关系的部落。内中如果某个部落势力比别的部落强大，出一个比较有领袖才能的首领，也许被大家公认成为城邦的国王，也许通过威胁、利诱甚至征战取得了第一把交椅。然而，以当时的环境，国王所要管理的公共事物并不复杂，大致也就只有四项，一是带领城邦抵御外敌或是外出征战，二是主持修庙、修路或修建其它的公共设施，三是主持祭祀与宗教仪式，最后则是城邦里出现争议的时候，要出面主持公道，按西方人的说法，要担当一个“法官”的角色。国王的手下，也养不起一个多大的官僚机构，或者是多少喽罗武士。有事情要办的时候，还是要把各个部落的大老请来，大家共同商议。商议的过程国王可以主导，但是具体人力物力的动员，还有赖于各村的大老们回到部落之后去组织。这样的商议，形成制度之后，就产生了“元老院”。在古希腊与意大利的城邦之中，到底有多少实行国王制，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元老院这一机构，却是相当的普遍。而我们在后边讲述的罗马政治争斗中，元老院是最重要的政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