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比于保尔森,在奥巴马政府中国务院在中美对话中的地位
问: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一直积极推动中美对话,就像你说的战略经济对话。你是否说服了奥巴马总统恢复国务院在这项工作上的主导地位?如果是的话,这一对话的框架会是什么样的?
答:我们的对话将是全面和整体的,我会和财政部长共同主持这一对话。因为确实有一种情况,就是以前我们政府间的对话明显偏向于经济问题,是由传统的财政问题主导的,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议题是需要高层次交流的。我们两国政府的各个层次一直有很多交流,但是我们希望整合这些交流。我们两国首脑将会在四月的G20峰会见面,到时他们会宣布我们的对话机制。
3、定位两国关系的词汇——对于辞令来说,我更重视行动
问:你有没有找到给我们两国关系定位的词汇?你丈夫领导的政府把这一关系称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布什政府称两国为“利益相关方”,你找到一个新的说法了吗?
答:相对于辞令来说,我更重视行动。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在建交三十年来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国的巨大发展是应该令中国人自豪的,我们现在需要证明的是:美国和中国能够进行有效的合作,这不限于双边事务,而是要在世界上扮演领导的角色。就说现在世界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没有美中的合作和主导,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期待就是不现实的。我确信,应对气候变化也离不开美国和中国的合作。所以我们的计划是很实际和具体的,在我们的合作上 ,我们关心的不是名目,而是在具体的内容。
4、“买美国货”和“同舟共济”
问:你引用了一个中国典故“同舟共济”来表达我们要携手应对经济危机,而与此同时“买美国货”的论调又引发了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美国政府如何来平衡它的国际义务和国内的政治压力?
答:奥巴马总统及时表明了我们不会奉行保护主义经济刺激计划中的条款,必须在遵守国际协议的前提下实行。我们知道,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是不利的,我们需要和中国等国家一起建立一个让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框架。我们在国内也有功课要做,不仅是刺激经济我们还要强化制造业、改革汽车工业,所以说我们自己需要做很多决策来保证我们的经济的未来。我觉得中国也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在采取刺激经济的行动,你们在应对失业民工的问题。我们两国都有自己的国内问题的挑战,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牺牲全球经济增长,因为我们的人民需要这种增长。
5、如何设立可实现的工作目标
问:你在工作中要面对全世界的无数的挑战和问题:伊拉克到加沙,从核扩散到气候变化,当然还有经济危机。你是怎么给自己的国务卿任期设立可实现的工作目标的?
答:确实这一届政府一上任就面临无数问题。你举了几个最令人瞩目的例子,我们不能顾此失彼,这也是我提出了任命特使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需要全面动员,每个人都要全力以赴、精诚合作来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工作上我不能挑三拣四,而要随时注意全球的各种问题。但是我还是把第一次出访选在亚洲,因为我想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美国的影响力不仅是跨大西洋的,也是跨太平洋的。我们认为在经济增长和友好关系方面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包括中国都有很大的潜力。
6、是否增持美国国债
问:你觉得中国是否应该继续投资于美国国债?因为在中国有人认为由于前景不明朗,我们不应该再增持。
答:我当然觉得中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是很明智的选择。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是一项好的投资、安全的投资。即使全球遭遇经济危机,美国经济仍然稳定、信用依旧良好;另外,我们两国的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知道如果想恢复对她的最大的出口市场,也就是美国的出口,美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刺激经济,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举债。要是我们不能恢复我们的经济,对中国也是不利的。选择继续支持美国国债显示了中国是认识到我们的经济联系的。我们需要共进退,我们确实要同舟共济。好在我们步调一致,正在划向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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